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举办“老龄少子化时代的伦理应对”专家研讨会

2024年8月31日，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应用伦理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应用伦理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老龄研究院联合举办了主题为“老龄少子化时代的伦理应对”的专家研讨会。本次会议汇聚了国内外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来自上海各高校的学生参与，他们共同探讨在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双重背景下，如何从哲学伦理学的角度出发，寻找应对策略，并就华东师范大学应用伦理专硕点的学科建设提供宝贵意见。

会议开幕式由华东师范大学应用伦理研究院院长付长珍教授主持，付老师首先介绍了应用伦理专业学位设立的背景和必要性，并对各位专家与会支持表示感谢。华东师范大学老龄研究院执行院长吴瑞君教授在开幕式上发表致辞，她感谢各位专家学者及《探索与争鸣》杂志对学术前沿问题的关注。吴院长强调，21世纪是老龄化和少子化的世纪，伦理学科的介入对于解决由此引发的问题至关重要。她认为老龄化与少子化是现象而非问题，但它会引发许多社会问题，需要建立一个跨学科研究该现象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应对。她还强调，我们需要厘清老龄化与少子化现象中有哪些问题属于伦理学处理的范畴，在三对关系（长寿化与空虚化，老龄化与高龄化，少子化与空巢化）中伦理如何介入。最后，吴院长通过医疗资源的分配、智慧养老中的伦理议题、世界各国应对低生育率的策略等具体问题谈了谈自己的思考。

上午的研讨由《探索与争鸣》杂志的张蕾编辑主持。首先发言的是复旦大学的孙向晨教授，他分析了如何在哲学中安置老年论题。他认为，少子老龄化是现代性的结构问题，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这套结构。他指出，西方哲学中对老年话题关注不多（西塞罗《论老年》），但对死亡问题的关注很多，如埃及的木乃伊、佛教的六道轮回、灵魂不朽、儒家的生生不息。老年话题在主体哲学的叙事中衰弱是必然的，因为按照理性主体的抽象假设，解决老年人的逻辑框架是：如何更长久地保持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如何让老人更长寿等等。同时，对老年人的考量依旧是个体主义的叙述框架，即思考如何让老年人保持理性人的特征，却不强调老年人的脆弱性。如果从个体主义的视角理解老年，那么人活到老就意味着生命快要终结；但如果对生命理解是接续性、世代性的，那么老年将是一种人类生命“世代之间”的所在。中国对老年人“德高望重”的评价强调生命的、道德的成长性，这种思路在西方老年哲学的框架中是缺失的。总之，老年依旧处在抽象主体的框架中，在这套框架中，老年人就是负担。孙教授认为，从“家哲学”出发，可以开凿出探讨老年问题的一个叙事空间。因为家哲学能够在性别关系、同胞关系与世代关系之间形成一个最小的、最基本的互动单位，家哲学并非个体主义、女性主义或老年主义等任何一种生命的抽象理论。他最后探讨了在家哲学的叙事中“敬老”和“有尊严地老”如何可能的问题。

中山大学的陈乔见教授从《不惧老去》一书中关于儒家老年问题的论述做了进一步引申和补充，他从何为老年及其体验、个人自主（学与修身）、各亲其亲（孝与家庭养老）和社会正义（政府制民恒产使得各家庭能够各亲其亲以及关于孤寡老人的社会福利）等四个方面论述了儒家视角下老年问题的应对策略。

复旦大学的杨庆峰教授讨论了老年的本质及其过程中的“增强”观念，提出了抵抗和改变衰老状态的科学选择。他首先通过Nature的科学研究的证据指出，衰老是一个突发的过程，44岁与60岁是两个人体衰老的关键时间节点。接下来，他提出“生命本弱”的命题，并分析了这一命题的三种形式：（1）由于生命幼小而出现的形态，即“幼弱”；（2）由于衰老导致属性变弱的状态，即“老弱”；（3）身体或精神力量因为疾病原因变弱，即“病弱”。杨教授区分了生理学、文化和哲学不同视角下对老年的看法，最后他从人类增强视角介绍了一些抵抗和改变老弱的方式：通过智能技术保护衰老阶段的脆弱状态；通过特定药物延缓生命老化的过程；通过细胞编程或者更换脑脊液改变老年状态。

武汉大学的李勇教授探讨了非理想情境下的孝道问题，提出了基于家庭关爱的关系性解读的思路。李教授认为，在理想情境下，我们可以调动“学”、“孝”等儒家资源，抑或关怀伦理（脆弱性、关系）和自由主义（尊严、自主、能力）的资源来解决老年问题。但在三种非理想情境下，（1）直躬、瞽叟：（2）贫、病；酗酒、嗜赌；（3）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工作狂的哲学教授；“送养”（如从小将孩子给予他人抚养，那么年老后孩子是否有责任承担尽孝的义务），对这些人，我们是否还有赡养义务？李教授认为，儒家对这些非理想情境的处理方案是不够令人满意的。他认为一种基于家庭关爱的关系性方案（（1）意愿被爱者的福祉；（2）意愿与被爱者的亲密关系），比传统的儒家的方案会更有前景。他同时呼吁一种社会福利性养老体制，而非家庭养老的方案。

上午的圆桌讨论环节由华东师范大学蔡蓁教授主持。各位专家就亲密关系、家庭共同体、孝道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李勇教授提出平等对称是亲密关系的前提，王寅丽教授则认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并非亲密关系，他们在人格方面是平等的，但在能力方面是权威性、非对称的。付长珍教授指出，老年问题的空前突显源自现代社会的结构性变迁，首先应当在现代文明框架内重新获得安放和理解，其次应该注意区分儒家文本语境中“老者”、“长者”的不同内涵，避免过度泛化的倾向。方旭东教授批评孙向晨说，孙老师对“家”（如子孙满堂）的定义是暴力的，有的人（丁克、个人）也能成“家”。他也批评李勇强调亲密关系与“感恩论”如出一辙，将“贫、病”与“酗酒、嗜赌”放在同一层面来归入非理想情境来理解是有问题的。是否应该为非理想情境负责最终要看当事人是否有过错，李勇的观点似乎暗示“一个人要为他的不幸负责”。

下午的第一场汇报由付长珍教授主持。首先发言的是上海财经大学的陆鹏杰。陆鹏杰探讨了老年阶段与生活的意义，提出了生活意义的三种主流理论，并着重讨论了叙事主义的观点。他首先提到葛文德在《最好的告别》中提出的观点，该观点认为在美国的医疗和养老体系有很大问题，其目标都是在延长老人的生命以及保证他们的安全。但有意义的生活的重要性应该压倒延长生命与安全。那么，如何让老年人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陆鹏杰审视了西方意义理论的三种主要观点，指出主观主义和混合主义存在的问题，认为客观主义是更好的选择。但因此我们需要区分“快乐”和“意义”，“意义”可以促进客观价值，而“快乐”主要依赖于主观评价。他接下来提出一种尖锐的可能性，即如果采取叙事主义的观点，一个人老后病残，生活痛苦，是否从叙事的角度来看中止这种生命是更好的？

接下来发言的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方旭东教授，他探讨了尊严地老去与死亡的问题，对尊严能否具有内在价值进行了深入分析。方教授指出，自由主义对尊严的理解是建立在自主性上，张容南在其《不惧老去》一书中以关怀伦理为基础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脆弱性的存在也是有尊严的。她似乎把尊严视为一种内在价值，将其等同于人格的尊严。如果尊严是一种内在价值，它就不取决于人们怎么看待它。但人到老年是有脆弱性与依赖性的，使其需要被关怀，需要被尊重。方教授认为，张著没有很好地证成脆弱性与关怀本身如何导向尊严，换句话说，她可能将尊重和怜悯混淆了。方教授问道，如果老年人的尊严指向老年人的应得，这样一来就不是因其脆弱性而获得尊严，而是某些老年个体（相比其他老年人）配得某些尊严。但如此一来就并非所有老年人都享有尊严。人如何去过一种无尊严的生活，这可能是老年真正需要面对的难题。

之后是西安交通大学的王珏教授。她在跨文化语境下探讨了孝的身体根基性，强调了孝的内生规范性和伦理视野。孝无疑是中国文化最具标识性的概念之一，在现代生活语境下重新诠释孝的概念内涵，需要面对多重挑战。王教授从人类生存的身体根基性为切入点，探入孝文化背后的生存论结构。她区分了（1）作为脆弱性的孝：把出生时的身体脆弱性至于概念的中心。儒家认为所有人出生就是关系性的，这些关系是在先的。由亲亲为典范的儒家家庭，是麦金太尔所说的最高意义的善，这样的关系会回应别人的依赖。（2）作为世代时间意义机制的孝：身体性视角也决定了行孝的主体总是在关系中的道德主体。身不仅是一个个体概念，而是有追溯到祖先的关系。在纵向的时间维度中讨论孝道，这是儒家区别与西方伦理的特点。她强调说，“孝”构成了个人道德生命的基础和社会团结的基础：从这种延续的纵向的道德共同体的视角出发，每个人都负有回报的道德义务，不仅回报父母，而且将父母之恩回报到其他通过父母与我相联系者。孝需要推扩，从而导向一种包容和团结。她尤其强调在老龄少子化时代有提倡孝的必要性和价值。

来自上海科技大学的王寅丽教授思考了“关怀伦理视角下的老年生活”，她试图在关怀伦理、基督教伦理与儒家伦理之间进行富有启发的对话，认为它们都注意到了老年人的特殊性和伦理价值，老年人对于维护传统世代记忆和历史的重要性，强调老年人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在简述了流行伦理观应对老年问题的不足后，指出女性主义哲学家提出的关怀伦理适合老年状况的特征：（1）关怀伦理承认人类是依赖的、关系性的，而建立在独立、自主、理性个人形象上的道德忽视了这一现实。从孩子的茁壮成长到中青年的相互依赖，到老年需要别人的护理照顾；关怀伦理尊重与我们有共同实际关系的其他人的主张。（2）关怀伦理重视情感，重视培养情绪，如同情、同理心、敏感和反应能力在人的道德生活中的作用。（3）关怀伦理也质疑关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二分的传统观念。最后，关怀伦理的基础是其关于人的概念，人作为脆弱的、依赖性的、关系性的存在，对人的这类理解需要哲学的分析，更需要儒家、基督教等的宗教阐释。她列举了麦金太尔对人类自身的脆弱性和依赖性的考察，并基于南非神学伦理学教授德朗格（Frits de Lange）的理论，指出了神学伦理学和关怀伦理学之间的亲和力和相似之处。

下午的第二场研讨由华东师范大学的陈明哲主持。

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张燕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关于老年脆弱性：我们共同的伤口和希望”。她指出，张容南教授在《不惧老去》中提出主流尊严观对脆弱性的忽视给她带来两点启发。第一，与自主性捆绑在一起的尊严概念需要重新阐释，与歧视捆绑在一起的“老”“老年”等提法也需要重新阐释。当下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老人”“老龄化”“老年活动中心”等习惯性用语多多少少带有负面意味。相较而言，“长者”、“长者社会”、“长者活动中心”等语词表达则明显中立和温和。语言是人们思想的外化，语言的使用体现着个人、群体、社会的道德意识、道德标准以及道德价值取向。基于这种考虑，张燕认为有必要对生活中业已习惯的关于年长者的称呼和涉及年长者安老的机构名称做一些适当调整，尽可能消除习惯性用语带来的习惯性歧视。第二，长期以来，脆弱性概念被回避了一个明确的定义，从而使人们对脆弱性的理解常常局限于个体或特定人群。事实上，无论是人还是动物，或者生物种群、生态体系，脆弱性始终存在于人类生活与自然图景之中。现代社会治理需要面对脆弱性、理解脆弱性、重视脆弱性，这是我们共同的伤口和希望。

东南大学的武小西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应将人生看作一种叙事吗？”她首先指出从叙事自我理论到老龄伦理研究存在一种内在逻辑：人是通过叙事进行自我理解和自我建构的。叙事自我理论很好地容纳了自我的时间性，社会性和规范性。老年阶段体现出其作为人生故事的终章和结尾的重要性。叙事自我理论包含两个层面：经验层面——经验是叙事性的；规范层面——人们应该通过叙事来建构人生。片段主义者Strawson觉得这是个人经验的错误普遍化，阻碍了个体的自我理解。Strawson的叙事理解是回溯式的寻找时间/事件的形式。然而，这忽视了自我作为叙事的一个重要维度，即前瞻性，并由此忽视了自我的实践维度：自我即自我构成的实践活动。自我作为叙事的规范性恰恰体现在对未来的引导和筹划。对人生的老龄阶段的关切可以回应片段主义挑战：筹划自我的前瞻性所必须面对的就是人生的老年阶段，而人生作为一种规范的实践，需要诉诸德性的养成，老年作为人生的终章，在某种意义上是见证德性的人生阶段。

华东师范大学张容南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生还是不生？我们有值得辩护的生育理由吗？”张教授指出，应对少子老龄化的危机，既要考虑养的问题，也要考虑生的问题。她提出，中国当前生育率的急剧下降，引发了对生育意义的深刻反思。传统上那些支持生育的道德理由，包括传宗接代、养儿防老、体验养育孩子快乐等，都不充分，需要更深层次的伦理辩护。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和儒家伦理为生育的价值提供了不同维度的辩护。前者强调生育所创造的爱的关系和促进个体成长的意义，后者则从人类存在的世代结构和代际依赖性角度出发，认为生育是道德教化的基础。生育率的下降有复杂的现实原因，与西方反生育主义聚焦于环境恶化不同，东亚社会的生育率走低与社会内卷的关系密切。社会应建立一个包容和支持性的环境，保障人们的生育权利，让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情况和价值观做出最适合自己的生育选择。

下午的圆桌讨论由复旦大学的谢晶教授主持。基于陆鹏杰的报告，谢晶提问说，价值真的可以分主客观吗，价值不应该都是主观的吗？还有什么比“活着”更客观的价值吗？蔡蓁教授回应说，价值主客观的讨论涉及价值是不是依赖于具体的个人和文化共同体，而非价值是否依赖于人类存在的问题。所有的价值都是依赖人类存在的，这里所说的主观是主观任意的意思。谢晶教授进一步问到，张老师认为亲子关系是非常好的一种亲密关系，这是一种很基本的体验，母子关系确实是一个可随时变化的奇妙体验。看上去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好的理由，但为何年轻人就是听不进去？我们如何去解释社会层面的原因和哲学论证理由之间出现的巨大间隙？

李勇教授认为张容南的辩护比较弱。他认为，应该对理由进行区分，区分个体中立的理由和个体相关的理由，还需区分生育的工具性考量和非工具性考量。唯有如此，才能加强论证的力度。创造了新的个人关系的辩护理由只能属于个体中立的理由，对大部分人不构成个体相关的理由。另外，他认为要区分生育的价值和养育的价值。亲子关系的价值，可能和养育更相关。另外，他赞同人造子宫的方案，认为它可以使得生养分离，回应女性主义者的关切。方旭东教授认为张容南关于生育理由的论证比较弱，应该暗含着更强的立场，例如将生育看作一种义务。张容南回应说，她的论证任务是表明生育是一种有价值的选择，而非将其提升为一种普遍义务。

会议最后，哲学系应用伦理中心主任张容南教授感谢各位专家前来探讨这一重要的社会现实问题，并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应用伦理专业建设提供宝贵建议。本次会议不仅增进了学术界对老龄少子化时代伦理问题的理解，也为华东师范大学应用伦理专硕点的建设提供了有意义的发展方向。与会专家的深入讨论和建议，将有助于培养具有伦理敏感性、满足社会需求的专业人才，以应对当前和未来的社会挑战。

图文：陈子昂、杨梓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