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老年？

“我”如何面对“我”的老去

什么是老年？衰老是“活力”的对立面，“黯淡”的同义词？老年议题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相比老年医学和社会学对老年问题的重视，哲学和伦理学对“老年”问题的关注显得不够。

图书简介

《不惧老去——哲学伦理学视角下的老年关切》

张容南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5

老年问题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相比老年医学和社会学对老年问题的重视， 哲学伦理学对老年问题的关注显得不够。本书恰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不足。本书指出， 老年问题是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和伦理学问题， 因为它涉及我们如何过好这一生的最后阶段。对老年问题的探究不仅涉及老年群体，也涉及每一个个体，即“ 我”如何面对“ 我”的老去。看待老年的医学视角和社会学视角往往将老年看作一种身体状态或一种社会身份， 哲学伦理学的视角则将老年视为与童年、成年类似的一个人生阶段。这一阶段有其独特的存在状态和精神生活。在涉及老年问题时， 前者占据了今天社会舆论的舞台， 这也是有必要从哲学伦理学视角重新审视老年问题的原因之所在。

作者简介

张容南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中外伦理学比较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Maquarie University）哲学系访问学者，2020年入选上海浦江人才计划。研究方向为应用伦理学与政治哲学。

近期，《不惧老去——哲学伦理学视角下的老年关切》出版，从哲学角度重新审视老年问题，注重探究看待老年的内在视角，完成对衰老、脆弱、死亡、尊严和关怀等问题的哲学思考。

本书指出老年问题是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和伦理学问题。对老年问题的探究不仅涉及老年群体，也涉及每一个个体，即“我”如何面对“我”的老去。看待老年的医学视角和社会学视角往往将老年看作一种身体状态或一种社会身份，哲学伦理学的视角则将老年视为与童年、成年类似的一个人生阶段。这一阶段有其独特的存在状态和精神生活。在涉及老年问题时，前者占据了今天社会舆论的舞台，这也是有必要从哲学伦理学视角重新审视老年问题的原因之所在。

我们应当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前景— 来自哲学和伦理学的建议

变老意味着什么？ 它意味着身体的衰老，罹患更多重病的可能，意味着 更少的收入，和更沉重的照护负担。以此方式来思考人口老龄化，我们不可能不陷入普遍的悲观情绪中。然而，老龄社会是我们从未经历过的社会形态，人类社会在历史上往往是年轻的。我们缺乏应对老龄社会的经验，这可能是我们悲观的部分原因。应该看到，步入老龄社会意味着人类进入长寿时代，长寿是人类长久以来的梦想，其直接导致的结果必然是老龄化。人类寿命的延长是社会经济和政治进步、医疗技术创新以及社会治理水平提高的成果，但随之而来的人口结构变化要求我们发展出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经济方式、社会组织方式和伦理文化。人口老龄化既是过去制度和技术发展之果，也是影响未来制度和技术变化之因。因此，老龄化既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要求人类文明开启转型的契机，其中孕育着机遇和挑战。

在社会学家的眼中，老年期和退休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理解和安排老年的基础是“三段式”人生：成长学习期—工作期—退休期。领取退休金标志着一个人步入了老年。一个社会中领取退休金人口 的比重变大意味着该社会的养老负担越重。在老年医学家的眼中，老年期其实包括了好几个阶段，从健壮到衰弱、失能，最终死亡的漫长过程。 老年医学的目标是尽量延缓老年病的发生，延长健壮的状态，从而缩短从失能到死亡的时间长度，提升人生命的整体品质。而在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的眼中，老年是一个人生命的成熟期，它是人的主体性最为丰满的人生阶段。如果我们将老年看作是人生的一个阶段而非仅是一种身体的状态，就像童年、成年那样，我们就会承认这一阶段具备特有的人生挣扎、理想抱负与精神成就。老年并不只有衰退与可悲，它还意味着生命的成熟与日臻圆满。 老年人一方面直面死亡，有望从“向死而生”的绝境中倒逼出人的本真性，另一方面朝向过去，能够将人类的经验、智慧乃至教训加以传承。老年是人类伦理生活的一个重要阶段，人类对好生活的追求自然包括对好的老年生活的追求。

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建构一个有活力的老龄社会以适应人们对好生活的追求。正如樊浩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当人类因寿命延长而出现老龄化时，它作为‘人类文明进步体现’的重要表征之一，会给世界带来精神上的成熟，这是老龄群体和老龄化给文明也给世界带来的具有标志意义的文化礼物，可谓之‘老龄化礼物’。重要的是，要将这份礼物作为新的文明进步的文化资源乃至文化资本，使老龄化‘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从而在老龄化社会来临之际，进行老龄文明的能动的、积极的建构“。老龄文明的建构需要一个从观念到制度、从理论到实践的系统性转变。以养老金问题为例，要解决社会的养老重负，并不能仅仅依靠推迟退休年龄。国家应该加大健康投入，增强人民体质，让人民提升其健康寿命。人们需要改变以往的工作模式，设计弹性工作制，智慧改造我们的工作场所，引入智能机器人，让人机合作，共同完成工作目标 。这要求社会采取多样化的灵活模式来适应“人”的老龄化，而不是一味要求“人”去适应社会的节奏。老龄社会或老龄文明与其说是对社会中的老年群体提出了新的要求，不如说是要求社会转型升级，将老年群体的需求与发展纳入其制度设计中，以更包容和智慧的方式来寻求社会整体福祉的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老年人并非一个确定的称谓。不同阶段的老年人所面 临的挑战和机遇并不相同：对于低龄老人来说，他们关注的是如何发挥余热，积极地参与到公共生活和家庭生活中；对于高龄老人而言，如何维持身体的基本健康，保证生活品质，是他们的主要关切，这又涉及养老方式的选择以及可获得的养老资源；而那些已经走到生命尽头的老人，他们关心的是能否遵从自己的意愿离世，如何处理身后的遗产，包括选择意定监护人等问  题。不管处于哪个阶段，老年人都需要足够的实践智慧来应对身体的变化与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中西古典传统中，我们找到了应对老年的很多哲学资源。不管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还是以西塞罗为代表的斯多葛派，都认为良好的品格或美德是老年生活能否获得幸福的内在保障。西塞罗不仅反驳了针对老年的种种歧视，他还指出，只要我们能以明智的态度来对待老年，注重自身品行的修炼，一个人就不会认为老年难以忍受，而是能够幸 福地安度老年，准备好人生的谢幕。孔子也认为，年龄不是决定一个人道德水平、生活境界的阻碍因素，如果我们恰当地利用生命的机缘来做修身的功夫，那么我们有可能在晚年达至心灵自由的幸福状态。这些隶属于不同文化传统的美德伦理告诉我们，要度过一个良好的晚年，良善的品格和美德必不可少。美德伦理重视获得良好生活的内部德性要素，然而对老年人来说，要过上一种好生活，还需要外部条件的充分支持。因此，我们走向了关怀伦理学。关怀伦理学号召我们重视老年阶段特有的脆弱性。老年人的脆弱性不仅体现为身体机能的衰退，随着社会关系的减少带来社交能力的退化，还包括对智能时代的不适应而产生的种种生活困难。这些脆弱性相互交织在一起，造成了老年群体的相对弱势地位，疫情期间的封闭政策更是放大了这 些脆弱性。当我们呼吁老年人以德修身来应对老年生活时，切不可忽视向他们提供足够的社会支持以确保他们生活的体面与尊严。关怀伦理指出，为老年人提供恰当的关怀—既包括制度性的关怀，也包括具体而微的关怀，不是否认老年人的自主性，而是为其施展自主性创造条件，让他们能够有尊严地享受老年生活。

重视老年人的尊严是迈向老龄社会向我们提出的重要的伦理要求。西方伦理学倾向于假设人们最看重自主和自决的能力，但这些价值观并不总是具有绝对的优先性。 实证研究表明，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人们更看重信任、关怀和尊重的价值观。在西方的文化叙事中，尊严常常被简化为自主，自主能力下降的老年人被视作是缺乏尊严的。这种理解受到自由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它预设我们的道德行动者都是理性的、独立的成年个体。 然而，人是一种拥有生命周期的具身性的存在。 尊严不仅存在于人的道德自主性中，也存在于人的肉身性和脆弱性之中。在理解老年人的尊严问题时，自主性与脆弱性的相互依存性表现得更为明显，随着老年人自主能力的下降，他们对尊严的需求更强烈，这表明要维护老年人的尊严，恰是在保护其脆弱性的基础上提升其自主性。努斯鲍姆指出，重视老年人的脆弱性，并非仅仅将其视作被关怀者，相反，保护其脆弱性的目的在于提升他们的核心能力，让他们能够过上一种有尊严的生活。一个体面社会的任务是，为所有公 民发展超过合理的最低门槛水平的能力提供社会条件。儒家伦理除了强调“孝”来解决老年人的依赖性，也号召老年人发展德性的尊严来化解年老带来的规范性困境。尊严不仅取决于人的行动能力，还取决于人对其能力的运用方式，以及整个社会如何去维护老人的尊严。儒家的德性路径与努斯鲍姆的能力路径虽有不同，但对于维护老年人的尊严，都可以有所贡献。 能力路径要求创造有利条件以帮助老年人发挥其核心能力，它强调老年人对自身的关怀，处理的是国家对个人的正义责任；德性路径则重视伦理关系的维护以支持能力衰退的老年人，它强调其他人对老年人的伦理关怀，处理的是家庭和社会对个人的关怀义务。

现代社会的技术进步在为老年人提供便利的同时，也由于使用新兴技 术的门槛提高加剧了社会排斥和歧视，导致了一部分老年人自尊感的降低 和能动性的受损。为了营造对老年人友好的技术环境，我们需要对老年群体的数字技能加以关注。 为了提升老年人的自尊感，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模式创新降低老年群体使用智能技术的门槛，也可以努力发展适合老年人需求的科技辅助技术产品。譬如，帮助老年人与外界信息交流需要的信息和 沟通技术；保障老年人独立地完成日常行动的独立生活支持技术；有效地防止老人因腿脚无力与不便而导致跌倒的预防跌倒干预。另外，智慧之家系统能够使家庭能源和电器处在随时可操控的安全范围内；设备适应技术保障了失能者提高或替代身体功能的发挥。帮助老年人在身体机能衰退的情况下保持自主能力，能大大提升他们的尊严感。我们的城市规划与道路设计应尽可能地对老年人和儿童友好。在公共空间增加无障碍通道的接入，为老年人预约公共场所提供便利，都能增加老年人的幸福感。面对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口和养老服务的巨大缺口，政府应当发展健全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加以应对。 其中，居家养老主要服务于身体状况较好、生活基本能够自理的老年人，提供的是到家服务；社区养老主要服务于家庭日间无力照护的社区老年人，提供的是定点定时服务；机构养老主要服务于失能、半失能的老年人，提供的是定点全时服务。通过塑造尊老敬老的社会伦理文化，促使家庭成员履行养老责任，提供专业养老人员上门服务，整合医疗保健服务与养老服务，发展社区托老助老机构等，对于很多中国家庭来说是可以帮助他们把年长的亲人留在身边照顾的不可或缺的社会支持。对于那些选择在养老机构度过晚年的老年人来说，保护其隐私，尊重其意愿，尽可能满足其合理需求，维护其人格尊严和自主性，才是真正的关怀和照护。人口老龄化势必会带来更多的照护需求，即便有一天我们要大规模地引入 AI 护理机器人参与老年护理，也不可忽视人际互动对于老年人的重要性。因为关怀是一项人性活动，人类的生存质量依赖于人类基本功能的实现，但人类存在的意义维度取决于人与人所建构的意义网络的维持，爱、关怀、尊重都只能由人给予人，照护的科技化不能成为我们放弃伦理义务的理由。技术进步与经 济发展不应将老年人抛在脑后，作为人类社会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和传承者，他们应当获得该有的尊重。 这不仅要求社会在养老制度和医疗政策上充分考虑其需求，也意味着智能技术、生物技术等新兴技术 的发展要囊括他们的视角。

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前景，我们还应提倡观念的转变。人类追求的不应该是绝对寿命的延长，而应是健康寿命的延长。长寿者的目标是尽可能延长健康和幸福的生活状态。这需要转变我们的观念，追求好的存活质量和好的死亡质量。要过好老年生活，重点在于激活人身体的、精神的，以及情感的和社会的能力。我们可以从儒家传统以及德国哲学家赫费所追寻的西方古典传统中找到一些应对老龄化的实践策略。更重要的是，社会和家庭要为老年人创造便利条件以使得他们可以通过运动、学习、社交和娱乐来保持人的以上能力。一个社会能否顺利步入有活力的老龄社会取决于这个社会中的老年人口的健康程度。 对于大多数老年人来说，健康不是指完全没有疾病，而是指在带慢病生存的条件下依然可以保持和运用以上核心能力， 维持一种体面而又有尊严的生活。

尽管人的寿命延长了，死亡仍是所有人共同面对的结局。人类需要思考面对死亡的明智态度。“自衰老和死亡这两个问题在 20 世纪被医学化以来，医学已经将自身视为对抗死亡而非缓解死亡这一必然过程的手段。”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死亡并不是绝对的恶，它是生命这一自然过程的终点，也是人类存活之所以有意义的限定条件。我们死亡，世界才能继续维系下去。就如葬礼上的悼词所说：“如果某个使者来到我们面前，提出要推翻死亡，但要以一个不可分割的条件来停止出生；如果现在的几代人有机会永远活下去，但要清楚地认识到，再也不会有孩子、青春或初恋，再也不会有新希望、新思想、新成就的新人；永远是我们自己，永远不会是任何其他人—我们的答案还会有疑问吗？”死亡令个体生命终结，却使得代际更替得以持续，死亡孕育着新生。美国著名的生命伦理学家莱昂 · 卡斯（ Leon Kass）曾指出，人类的自然生命周期具备有价值的方面，“我们的自然生命有其轨迹和形状，其意义部分源于我们作为世代链条中的一环而生活。因此，我们作为个体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自然生命周期的美好，它大约是一 代的三倍：一段走向成年的时间；一段繁荣、自我统治和自我更新的时间；以及一段享受生命和理解生命的时间”。根据这种看法，老年对个体来说有其独特价值，衰老乃至死亡也是人类世世代代更替的必须。

作为自然给予人类的限定条件，人类不仅应追求好的生活，也应追求好的死亡。 死亡的医学化表明，我们已经失去了接受死亡和痛苦作为生活有 意义方面的能力。人们普遍认为，每一种死亡原因都是可以抵抗、推迟或避免的。 然而，现实是，医疗是有局限性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将死亡看作 一种疾病而非生命的自然过程，导致大多数人死在医院中。在医院度过最后的时间往往意味着接受高度医疗化的干预手段，这些干预手段并不能提升人们的生命质量，只是争取了更多的时间。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避 免让临终之人待在医院，而是让其在家中度过最后的时间，并且在有必要时 给予临终关怀。这些转变说明人们开始重视好的死亡，希望自己能有尊严 地死去。在西方当代生命伦理学的理解中，好的死亡意味着重视临终者的自主性与尊严，帮助临终者在死亡临近前做好安排与准备，以确认其存活的意义，维护临终者的社会联系和认同。 这些关于好的死亡的讨论非常“现 代”，它们融入了现代性的一些核心价值，如强调减少痛苦的优先性，重视人的人格完整性、本真性，尊重人的自主性和尊严。对于认可这些价值的现代人来说，这些价值非常重要，并体现在他们对好的死亡的反思性评价中。然而，在当代西方生命伦理的讨论中缺失了对生死一体性和死亡的超越性的探讨。这恰恰是中西古典传统所重视的。例如，斯多葛派的哲学家认为，坦然接受死亡的一个前提是我们已经度过了道德上的好生活，从而能够面对死亡。儒家传统也有类似的看法，它强调一个人要过上有德性的生活，才能无惧于死亡。 儒家伦理对死亡的探讨聚焦于死亡的德性意义和超越价值。死亡不仅对个人，更是对家庭的一件大事，它不仅是个体存在的中断，也意 味着一个人伦理义务的完成。 在儒家文化的浸染下，我们中国人对好的死亡的看法与西方人有所不同，我们可以吸取西方现代文化中可取的部分，但不可丢失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成分。 这两种视角一个更重视个体的经验性感受，一个更强调死亡的德性意蕴和超越性内涵,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它们可以展开对话，相互充实，以帮助现代人收获一种更全面的死亡看法。用德国哲学家赫费的话来说，相比外在的安乐死，人更应追求内在的安乐死。西 方当代生命伦理学关注的是外在的安乐死，而儒家传统更关注内在的安乐 死。 内外都很重要，如果能找到两者融合的方式会更好，这就需要展开对话。死亡说到底涉及对人的终极关怀，随着中国社会步入老龄化的进程，对好的死亡的探讨显得紧迫而必要。

该书从中西哲学传统中有关老年的看法出发，挖掘了中西德性伦理对于过好老年生活的建议，剖析了为何对老年的伦理学理解在现代性的影响下式微。从老年人的生活体验、存在处境和伦理困境出发，该书试图从儒家伦理中寻找方法为化解老年人的意义危机提供伦理建议。尽管德性对老年 生活是有益的，但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我们不能忽视老年人特有的脆弱性。在此问题上，借鉴了能力方法的关怀伦理学可以为我们提供维护人类尊严的老龄关怀方案。它强调，一个关怀的政府应该通过向家庭、照护者和社区提供支持，来开展关怀活动。该书还对人工智能技术进入养老领域的前景进行了一番预测，并从关怀伦理视角给出了一些伦理建议。针对运用基因增强技术延长寿命，乃至追求永生的尝试，出于对人的脆弱性的考虑，它提出了一些谨慎的保留意见。总体来说，该书倡导我们对老年持有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衰老并不必然是一种可怕的宿命。亲近自然、精简饮食和体育锻炼会延缓我们的生物衰老进程。以德修身，结交良友，保持学习的  态度能够让我们即便进入老年依旧保持心灵充实，身心愉悦。当然，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能否健康地活到老年，进而在老年过上一种好生活，既取决于努力，也取决于运气。我所希望的是，我们的社会制度和伦理文化能够为每个人提供一个有益的环境，使我们个人的选择和努力发挥积极作用，让我们有机会过上幸福的老年生活，从而不惧老去。